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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全景画卷 — 读姚蜀平的《悲情大地》(《似水流年》)

武际可

知识分子在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中,起着最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打开一部科学技术发展史,充满着科学家、发明家的名字,他们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打开一部文化史,无论是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还是社会科学家,满都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从世界范围来看,什么时候一个地方,迫害知识分子、禁止异端,那里的社会就停滞甚至倒退。欧洲在罗马帝国和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的统治下,黑暗时代长达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中,从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来说实在是乏善可陈。只有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对知识分子专政有所松动,社会才有了大踏步的进步。

说到我们国家,迫害知识分子有着悠久的传统。秦嬴政焚书坑儒,汉刘邦将知识分子称为“竖儒”。后来知识分子更有“穷措大”、“腐儒”、“酸儒”等“雅号”。到了元朝,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只比乞丐略好一点,史称“九儒十丐”,即第九等人是儒生,第十等是乞丐。明清两代的文字狱,其残酷程度超过历代。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满清外史》中说到乾隆:“尝叱协办大学士纪昀曰:‘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纪昀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相当于当年地位最高的知识分子,乾隆帝把他看作“倡优蓄之”,可见知识分子在当政人眼中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如资中筠所说,在宋朝以后,我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几乎是零。

毛泽东是完全继承了历代迫害知识分子的传统的,而且自诩“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而“文革”就是我国几千年来规模最大、手段最残酷的一次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那时“知识愈多愈反动”,知识分子沦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后面的第九位,俗称“臭老九”。

“文革”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淡忘了。对“文革”这一民族“浩劫”的解释也真是五花八门。有的着重于文革中打倒了大批老干部,中央委员中十之八九被打倒了、整死了或“靠边站”;有的着重于文革中群众被分裂为两派,造成长期武斗的局面;有的说这是一场有关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有的说是发动下层民众消灭政治对手的运动;比较正式的说法是去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以上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说打倒了老干部,这是事实,不过应当看到,打倒他们最重要的口实,不就是由于他们庇护或重用了“反动学术权威”的罪状吗。说分裂为两大派,尽管两派对老干部有“革”和“保”的分歧,可是他们在揪斗“反动学术权威”上却是共同的。更不要忘了“文革”正是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和批判三家村来祭旗的。三家村的两家——吴晗和邓拓——死于非命。再后来被官方认定,整个教育界十七年是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宣部是“阎王部”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就是说在中宣部辖下的整个文艺界、教育界和新闻界,即所有覆盖知识分子的各行各业都是反革命的天下。“文革”的原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就是要革文化的命,这个名称就是冲着知识分子来的,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是和“文化”天生地连在一起的,所以也就自然是要革知识分子的命。

前面种种关于“文革”的说法有来自专家的,有来自民间的,也有来自官方的,其实都没有说中“文革”的实质。在我看来文革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灾难,是一场由领袖发动的中国从古以来最大规模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群众运动,是一场通过政治手段在中国推行反智主义,从而造成反智主义在中国空前泛滥的运动。

对于这样一场空前的、影响深远的“伟大”的群众运动,理应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我曾经关注近四十年来各种关于“文革”的出版物,其中不乏很精彩的。有的讲个人经历,有的讲一个地区的武斗或残酷镇压杀戮地主的,还有的追踪杀害例如卞仲耘那样个案的凶手的,更有的综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方方面面。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焦急的等待中,我们一直看不到一本像样的文革史,更见不到一本描述文革全景的文学著作。这与当年土改运动还在进行中,1948年就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这样反映土改的小说问世,农村合作化运动刚过去五年就有《创业史》出版,那应景的是何等的迅速。可是,我们这些当年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都已经行将就木了,却仍然等不到一本像样的全面反映文革的文学著作,这不是令人难以理解和十分焦急的事吗。难道要等到亲见文革的这一代人死绝了,再由后代去慢慢“考古”,去谈论文革是怎么回事吗。

令人欣慰的是,近来居然看到一本。这就是2009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删节本《似水流年》和2010年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的该小说的完整本《悲情大地》。

这本小说,紧紧抓住了“文革”的主题:以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来展开生动的故事情节。小说在进行必要的铺垫以后,描述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要武”的氛围之下,由美归国的生物学家梅仲宇和妻子夏晶榕因受到批斗、暴打和各种凌辱后,和他们十二岁的女儿自杀,以死相抗。他们只有四岁的小儿子冬生因姐姐临时把毒药更换而幸存,后被保姆孟妈带走,之后随着他的成长,被夏晶榕的朋友尚安妍大夫抚养成人的艰难和惊险的经历。

小说穿插其间,有两派武斗、干部下放、抓五一六、斗走资派、大串联、红卫兵抄家、自办枪毙等事件作背景,写得真实真切,实在是描绘了一幅“文革”十年的大画卷。

“文革”中,一切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小说写到随着冬生的成长,逐渐进入学龄。幸亏有三位高人义务对他进行小学到中学的家教。一位是一直享受右派待遇的温尔雅,一位是一直和托派有关系的老中医杜大夫,还有一位是留美归国学术有成而又不为体制容纳的甘老头,他们三位的身世代表了三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杜大夫代表三十年代投身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甘老头代表四十年代出国求学的归国知识分子,而温尔雅则是解放后由印尼归国投考大学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不过他们的遭遇都很坎坷,都有一本辛酸史,他们的经历和“异端”思想都是体制所绝对不能容纳的。

人们在回顾“文革”十年时,也许对于斗老干部、批学术权威,留下较深的印象。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像小说中尚安妍医生那样的一位很普通、很有敬业精神的女性,也许不会注意到。她为了抚育冬生所历尽的艰难困苦和忍辱求生的经历,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首先是,由于冬生的户口被错误注销了,她数年在乡下,两个人吃一个人的粮。后来进城后,为了恢复冬生的城市户口,为了能够有口饭吃,能够活下去不得不向曾经诱奸她后,把她送到遥远的劳改农场,她恨之入骨的权势仇人低头相求。而为了抚育未成年的冬生,又不得不与在下放时期相爱的情人温尔雅分手。这些情节,读之,令人唏嘘不止,撕心裂肺。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盛赞巴尔扎克的小说,因为从中可以了解19世纪早期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现在十分赞美巨著《红楼梦》因为从中可以了解清代没落贵族大户的真实生活情景。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现代史中绝对不能被忘记的大事,我们也需要类似的巨著,使我们能够回味当时的情景。否则,这件大事真的会随着时间的磨洗被忘却。即使不被忘却,也会像秦赢政焚书坑儒那样的大事,我们今天只能从司马迁的《史记》中的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寥寥数语。至于实情,只能由我们的想象能力而定了。

幸好有姚蜀平的这本《悲情大地》能够使我们了解“文革”的全过程,能够使我们对文革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我想,只要是“文革”值得永远记住,值得世代人去回味,值得人们从中汲取教训,那么《悲情大地》就是一本值得永远流传下去的不朽的巨著。当然,我们希望和等待有更好更全面反映“文革”的著作出现。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作者本来是一位学物理出身的学者,由于对于“文革”根源的探求,作者毅然放弃专业所长,转而从事文学写作。作者说她萌发写这本小说的意向,起于三十年前,“文革”刚结束不久。作者不仅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而且经历了文革中最残酷和最严峻的考验。她的父母死于“文革”,她本人又挨过批斗。所以写出小说中的人物,形同身受,十分真切。没有这样的经历是写不出来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冬生,开始是出国学理工科的,由于对“文革”的谜团始终没有解开,又由于受温尔雅等三代不同知识分子教育启蒙下,感受他们对“文革”从不同角度的观察,他最后决心弃理工而从文科,想以终身的精力贡献于研究和探求文革的起源而追根究底。这样的结局反映了、也是作者的追求和理想。

是的,为什么“文革”这种违背常理的运动能够在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了十年之久?为什么“文革”中十几岁的女孩子们能够欺师灭祖将自己的老师、校长活活打死?为什么中华民族有如此悠久的迫害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世纪,为什么知识还能够被认为是一种罪恶?……这许多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吗?梅冬生和作者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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