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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沙龙 | 中国科学院早期院史札记

中国科学院早期院史札记

姚蜀平

作者简介:姚蜀平,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协作研究员。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科学院政研室(后为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的院史室),研究科学院发展史,并负责撰写《当代中国》科学院卷的发展史部分,那几年我曾经拜访过多位科学院领导、行政干部以及科学家;还就如何撰写院史,以及针对已写就的科学院发展史初稿、修改稿,于1986—1988年间举办过四次座谈会。这些访谈以及座谈会,多是我(们)倾听他们对如何书写科学院院史,以及对写就的院史初稿的意见及修改建议。遗憾的是,那时的采访及座谈会都没有录音记录,仅留下我的笔记。30多年过去了,重读从箱子底层翻出来的老旧笔记,这些对科学院发展史的讲述,散发的可贵信息仍令人深思。鉴于当年撰写院史是国家工程《当代中国》系列之一,也就说它是一部严格的官史,其性质限制了使用某些采访到的以及座谈会上披露的材料,今天看来着实可惜。这些史料都是当事者亲历的,或是他们真实的看法和感受,忽略它们既辜负了被采访者及座谈会参与者的一片心意,又让希望了解科学院发展实情的读者无缘更深地探究历史真相。今日有缘借贵刊《科学文化评论》一席之地,逐节将这些亲历者所说所述的点点滴滴披露给读者,乃是尊重历史和敬重前辈的一片心意。

第一部分是对几届院领导的访谈记录,按照访谈年代先后记述如下。

  三强

钱三强早在1949年6月就参与组建科学院,9月与丁瓒共同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11月1日科学院正式成立时,钱三强担任计划局副局长。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所长(后改为物理研究所),1956年钱三强被任命为第三机械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1958年改为二机部)副部长,同时兼任科学院副秘书长。其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二机部,直到1978 年回到科学院担任副院长,至1984年因病辞去该职,继续担任科学院特邀顾问。

1986年8月27日,钱三强在三里河中国科学院院部二楼办公室,对我讲述了科学院建院前后他的亲身经历,记录如下。

 

我受党的影响是在法国开始,印象最深的是1945年在英国见到邓发。当时看到一篇文章,可能是“论联合政府”,对共产党的英明有所领悟,觉得毛泽东是孙中山第二。回来前,见到地下党孟雨,他是勤工俭学最后一批,是位生物学家,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他做那些在法国的知识分子工作。1946年,刘宁一来了,他是旅欧党支部书记,以法国支部为核心。我是1948年春回来的,当时认识这些人都是在法国,受到他们的影响。

1946年,在法国还开过一次旅法华侨国内和平促进会。刘宁一发动组织的。他当时让我不要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专做业务工作。1946和1947年,是我在法国工作做得最好的时候。

1948年我要回来,刘宁一告诉我:回来后,不管谁找我,都不要表态;表示不问政治,最好在北方某个大学培养干部。他还说:按中央意图,三年内全国要解放。

回来路上,国民党十分注意,在新加坡时还有人问我。到了上海,国民党朱家骅院长让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找我们——总应到南京看一看,我们的行李被扣住。到了南京,受了好意的包围,要我们留在南京。物理所所长吴有训,是中央大学校长兼任物理所所长,他人那时在美国。可是当时我已经答应清华大学了,而且母亲有病在北京,离国十一年了,他们只好放行。我一到清华大学就上课,上了两个月,解放军就包围了北京,1948年年底解放北京。当时的地下党,是陶行知的儿子陶宏,挂着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名义,一天忽然来找我。他找我后,我就知道大概他代表哪个方面来的。他让我到北池子去,说会遇到一些认识的人。那里实际上是军管会下的文管会。有周扬、阳翰笙、钱俊瑞、吴晗、严济慈的大舅子张宗麟。他们说,你在法国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以后帮我们工作。当时说有一个出国任务,是居里主持的大会,我们由郭沫若任团长,让我参加,并参与筹划出国的事。这样就和丁瓒联系上了,当时是刘宁一当代表团的秘书长。直到我们到西郊机场去欢迎毛主席时,我才知道清华地下党都是些什么人。

三月份我们这个拥护世界和平代表团,到巴黎去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人才济济,科学界有裴文中。当时我想能到法国去,就想买些仪器,但是需要一笔钱。写了报告交上去,李维汉找我,说我们现在经济很困难,但还是愿意出这笔钱。初期管钱的是葛志成(民进党负责人之一),后来由代表团秘书长刘宁一统一掌握。我提出要20万美金,后来答应给我5万。我们代表团只到了布拉格,没有见到居里。只好拿了五千美金让一个法共党员转到巴黎,以后法国的杨承宗、英国的杨澄中,就是用这笔钱买了些东西和仪器回来的。

在路上,丁瓒说将来全国科学要通盘考虑,由郭老主持,他来协助。他建议,让我把北研(北平研究院)、中研统一起来。我回来半年,真感到机构重覆,研究方向重叠,互不合作。当时他还透露以后定都北京,要成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研究机构;不单是中研、北研,原来不强的研究所也可从全国调人。七月份,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召开,又选政协科学界代表,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和全国科学界人士接触,对他们有所了解。

丁瓒说他管行政:一厅三局;科学上的调整,让我来考虑。9月份政协开会,定了方针:

认为实验底子不够,要强调物理、力学、实验生物,过去的研究都是描述性的;

凡是结合实际的,要连人带所放在生产附近。这样水生生物所从上海搬到武汉,北京植物所搬到东北;

不管哪个“ 研”来的,谁强谁当所长。有机化学都公认庄长恭。

大体上,技术科学在东北,社会、数理在北京,生物、化学在上海,地学在南京。力学国外想来的有钱学森、郭永怀,国内有周培源、钱伟长,他们在清华任副校长。

九月份《草案》完稿后交陆定一,建议叫人民科学院。后来说已经定了,就叫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并说会有大变动,要大家能接受。当时丁瓒去接收北研、恽子强接收中研。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如何合并,谁当所长等等。1950年10月前后任命所长。就此就绪。

二  郁文

郁文1953年初来到科学院,至1982年调离,在科学院工作了30年。从开始任党组成员,之后任秘书长到党委书记,与中国科学院及众多科学家一起经历了风雨,见证了科学院的成长,他在1982年调离时,卢嘉锡等30多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向中央写信请求挽留。

1987年12月16日,在郁文离开科学院五年后,我和院办的张蕴珍一起到北京地安门东大街84号,在郁文家里拜访了他们夫妇。他的夫人廖冰是早年从马来西亚回国投奔延安的爱国华侨,五十年代在科学院干部任副部长。他们都是随科学院一起经历了风雨,对科学院即熟悉又有感情。在采访中,郁文主要谈了两个问题——科学院的知识分子政策、办院方针及科技政策的变迁。

1.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

郁文说1953年来科学院时,院里仅有一、二百人,从1953—1956年,主要是建院、建所。

一进科学院就讲知识分子政策。当时以陈伯达报告和访苏报告为依据,最主要的政策就是团结科学家、团结知识分子。也讲思想改造,在科学院里主要是学习、讨论和交换意见。内部总是预先有个保护政策,不像外边那么粗。反右时,对陶孟和副院长的保护就是一例,当时右得厉害。知识分子待遇也是1956年定的。1958—1959年在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非常起作用。开始时,从部队调来的干部都在研究机构的人事部门,那时办公室主任是服务性的,真正为科研创造条件,还帮科研搞材料。1957年反右运动后,强调党的领导。1958—1959年,到总政要了一千个团级以上干部来科学院——有团级,有师级。师级干部都当研究所党委书记或办公室主任,加强党的领导;团级干部到研究室当党支部书记。还调来了不少义务兵到实验室及附属工厂,主要是为了新技术。这以后就更加强调党领导科学。有的军队干部表示“为科学研究服务可以,为科学家服务不可以”。总的来说,聂总(聂荣臻)时代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好。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平反昭雪后,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大不一样。科大建校时,要专业人才不肯给,我们找些右派分子去了,都是些敢讲真话的人。

郁文提及大跃进,他表示对科研领域来说是很违背客观规律的。硬让叶渚沛去石景山的试验小高炉上炼钢,搞冶金的科学家去炼钢!让生物学家去搞临床,动物所蝴蝶专家被斗,这些都是违反科学规律的,是破坏!后来的“十四条”就是收拾大跃进的烂摊子;七十二条是针对研究所搞的。我们整个人民素质不高,日本战后发展快,是明治维新百年育人的结果;德国也有原来的文化素质,保留了一批知识分子。我们水平太低,搞出研究拿到工厂也没有办法,搞基础的搞不了应用。

现在口里喊尊重知识分子,但实际工资在下降。当年李四光的工资比毛主席高。

2. 关于办院方针及科技政策

长期以来,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就在“理论(基础)、尖端、重大”三个方面颠来倒去。有时是重大、尖端、基础,以后又是基础、尖端、重大。五十年代初,沿袭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都是以基础研究为主。58年以后搞新技术,为国防服务。要看到,没有原来搞基础的人,后来那些都建不起来的。那时是尖端、重大、基础。要承认,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很多是以前的;文革人人自危,做不了工作。现在又是重大、尖端、基础。我们科学院是照着苏联模式办的,苏、德都是这种类型,各种研究所条例,怎样办所,向正规建设发展。最困难的时候,周总理来科学院,就是为了保两弹项目,后来都保不了,把聂总(聂荣臻)划过去,后来聂总也自身难保。科学院历史很有搞头,我们是有成就、有教训。要看到,国家科学发展的根子还是在科学院。

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科学也有各个层次,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高技术、应用、考察、都重要。不同层次。我们搞一刀切,片面、绝对。应该各得其所,综合发展。

每个时期有不同方针政策。问题是科学院的作用,原来是以科学院为中心,后来没有起到这个作用。还有其他部门、高校、工业部门……我们不能让科学家去挣钱,去搞设备。国家应该让他们没有什么顾虑,而不用自己去捞外快。科学家没有8小时工作制,白天晚上都在工作。科学家不能出万元户,如想先富起来,就不是真正科学家。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领导是服务。我不主张科学家去挣钱,搞设备,同行之间矛盾多。外国院长、所长只管学术,副手管行政,也不管生活。卢嘉锡说:“我是化学家,让我搞管理,又重新上小学。”好多科学家都这么讲。

 

三  张稼夫 

张稼夫1952年底调到中国科学院任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直到1956年因身体欠佳而离开科学院。时间虽然仅有五年,却经历了科学院从建院到发展的关键时期。

1988年2月25日,我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李佩珊研究员,乘坐火车前往山西太原专程访问科学院老领导张稼夫。鉴于张老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我们的访问在张老所住宾馆分两次进行——26日和27日上午。下面将两次采访断断续续说的话,按照内容合并归类如下。

张稼夫两次谈话内容主要涉及几个方面——来中国科学院的初况,参加访苏代表团及后来学习苏联问题,以及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等等。

1. 关于早期科学院的情况

1952年底,奉命前来中国科学院。当时科学院党的领导是恽子强和丁瓒。建院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科学院搞得很厉害,打击面很宽,有点像延安的抢救运动。钱俊瑞曾在大会上说,教授看不到英美期刊,如丧考妣。周仁在昆明的东西被没收,吴有训副院长要上吊;连苏联专家都很有意见,调我来是为了掌握知识分子政策。当时秦力生管人事,那个时代没有保卫科,人事科全管了。他在延安就做统战工作,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山东来的一个干部更是一见知识分子就发火。后来发现丁瓒有政治问题,是变节分子,我是来收拾烂摊子的——安抚的、平反的……历史上李老(李四光)干净,他在大后方就是共产党员,58年才公开;竺老(竺可桢)站在学生方面,吴老(吴有训)当过西南联大校长,政治上摇摆。知识分子容易神经过敏,我来帮助他们,和他们私人关系还好,待人不粗暴。科学工作本要依靠科学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术上你不懂,只能在原则上鼓励他们。我还有个优越条件就是有钱,只要说出道理就拨钱。

写科学院历史,要有唯物主义精神。陈伯达是副院长,在科学院从未担任过党内工作。现在说中国学术好像建国后才搞起来,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解放前,中国工业不发展,农业更落后,实际应用上问题很多。科学没什么目标;但是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基础都有,不是解放后才发展的。我在读的农业学校,光绪时代就有。庚子赔款,办了很多大学,他们是想争取一些人,办教育打了些基础。中法大学、北平研究院,都是法国人办的。所以不能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无所有。不过老底子不平衡,有些基础不错,上海、南京就是。李四光就是中央研究院的,竺老研究气象,知识渊博,是真正的科学家。至于华罗庚,科学院一直不喜欢他,他有独立思考。

2. 访苏代表团及后来学习苏联问题

科学院局面不好搞,又调来了郁文,柯华刚来又调走。胡乔木就让我到苏联去了解一下苏联是怎么领导科学的。当时组织了访苏代表团,钱三强任团长,武衡任秘书长,我作为历史学家参加了这个团。我总站在边上,照相有个后脑勺、半边脸;不过联共中央知道我是干什么的。那个时候苏联相信我们,很重视这个代表团。我一去就找支部书记,他们说支部在街道。后来了解学术秘书组是管事的,他们都是博士以上的人,是少壮派,联共通过他们来领导科学。他们为联共中央起草关于科学的文件,学部是行政机构,通过各个分部来领导各个学科。苏联把钱都花在要紧地方,要建立一个无懈可击的科学战线。自己很节约,科学院院部设在当年李鸿章住过的官邸,他们的科学战线很宽,可以说——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全面安排,重点深入力量。感受最深的就是他们搞重工业和科学,可是自来水笔都不做,墨水是紫色的,手表也不搞。

苏联说我们太左,对知识分子态度不好。列宁讲,自然科学家,只要是唯物的,一定能走向共产主义。巴尔金不是党员,可是乌拉尔是他搞起来的。科学家中党员不多,有的还是反共的,如巴甫洛夫就是,哲学上争论唯物和唯心,给他派过6个党员,都被他赶走了,最后一个算是蹲下来了。搞科学是要花钱的,什么都节约,就是教育不节约,每到一个研究所,他们就让你看图书馆。我们也有知识分子瞧不起共产党——说他们不学无术。钱伟长搞名堂,我们派去的黄辑伍,整天哭丧着脸。

我们回来先在东北长春停了两周。发现研究所只许看俄文书,其他国家的书都封起来,可是苏联人都在看。我对全盘学苏联有看法,对外文不让看也有看法。我们1954年开放西方期刊。1958年又批“从文献缝里找题目要不得!要到实际中找题目。”

在长春时,吴学周、王大珩都来诉苦,搬来三年了,还不能恢复秩序。我们就此有了经验——任何研究所不能搬家,搬了几年都恢复不了。

我们回到北京,心中有数了,把问题都摆出来,首先就是安定团结人。那时三反、五反刚刚结束,我到上海,把周仁的东西都退还给他,白云鄂博矿的问题就是周仁他们解决的,认识到稀土的重要。苏联是搞工业化,我们当然要搞重工业,搞军工。他们有的,我们有的有,有的一知半解,当时连高分子都没有,半导体也不大清楚;民族学也是。那个时候,科学院的钱花不完,有了钱,怎么干,怎么补?做了安排。包括我们也要搞科技情报。

3. 对待知识分子问题

中央对科学院很重视,不像国务院一般的部,院长是国家主席直接任命的。北京市对知识分子也很重视,梁思成是北京建筑规划委员会主任,要把我们安排在黄寺北部。郭老去看了,无电无下水系统,我们否定了。选了中关村,靠近清华、北大,北京市把中关村到大钟寺都划给科学院了。

学术秘书组是我建议成立的,成员后来都成了党员。当时三分之二的研究所没有党员。

科学院苏联总顾问是柯夫达,搞土壤的。他的好作用是强调综合考察,他劝我到西北,写点论文。他还建议我们搞院士制度,我说有困难。哪些人行,哪些人不行难以确定,社会科学更不团结,光历史类研究所当时就有三个。

学术委员处确实起了作用。钱三强和武衡是头,我们没有内行的党员,我说成立院士太早,不能建立院士制度,尤其是社会科学比较困难,范老、郭老、陈老可以算,可是毛主席、周总理呢?我们都忙着工作,没有多少著作,中央领导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上算不算院士?毛主席按照延安的讲义就可以当院士。不是不能搞院士,是时机不成熟。柯夫达对此很有意见,还起草了一个文件,让我压下了。要建立学部委员,这是国家的组织。够水平的都进来,最后经过科技处批准,遗漏的不多。当中有不少麻烦,陈寅恪最突出,他是关于魏晋南北朝非常权威的学者,桃李满天下;可是他公开说他不相信马列主义。后来通过主席还是把他选上了。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是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科学院不是行政机构领导,科学家都进来了。一公布,就承认科学院是中心了,这样才把科联的问题解决。以前科联和我们分庭抗礼,学部成立以后,科联改成科协,是群众性学术团体。

何长工他们就要从实际出发,搞普查,和李四光有矛盾。李四光有地质资料抓在手里。

搞156项是对的,苏联专家是对的,社会主义也要百年大计。朱洗搞得很深,运动一来又不搞了;搞什么蓖麻蚕,组织些人搞就成了,何必自己去搞。

叶渚沛主张搞矿的综合利用,他连中国话都说不清,写文章只会用英文。在冶金部吃不开,吴玉章把他介绍给我,我把他放在秘书组。苏联代表团回访中国,其中有个苏联专家巴尔金,他很赞赏叶渚沛。巴尔金给我们做了好多事情,我们叫他“高炉大夫”。有问题的高炉,他一改就好。常去欧美。冶金部不接受这些,只讲利润。

苏联要调查紫胶虫,他们自己没有亚热带、温带,可是军工需要。刘崇乐带着一批人,和他们合成一个代表团做调查。文革时为此说我是卖国主义。

我们学苏联要搞研究生制度,专家带研究生,也搞平均主义。反右以后,研究生也停了。我写了几万字给范长江,他一个字没有回。他很有野心把科学院抓过去,我有困难也不帮着解决。每年暑假分配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高教部杨秀峰,把好的都分到军队,分到科学院的一个也摊不上。新生力量补充不上,干脆自己办个科技大学。后来科大搬到安徽是胡闹;少年班一部分上去了,一部分累病了。

1954年,开人事工作会议,有人说我开得左,党内外关系问题,他们说我管多了。后来搞规划时,我决定离开,可没我不行,我还是参加了,后来就病倒了。张劲夫来接手,以后搞反右,我去开了两次会,他们比我更过头。我说你们说我左,你们比我还左。没有科学院,母鸡下蛋,两弹怎么来的?

 

四  李昌

1975年7月18日,李昌和胡耀邦、王光伟一起走进科学院。同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组长为郭沫若,胡耀邦为第一副组长,李昌和王光伟担任副组长;后因 “极左”思潮猖獗,胡耀邦及李昌都受到批判。1977年3月,李昌恢复原职,重返科学院,1978年任科学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及第一副校长,直到1982年退居二线。

1989年2月21日,我到东城区东总布胡同34号李昌家中,听取了他对科学院院史初稿的意见。李昌谈到1975年第一次进科学院,有两个任务——帮助钢铁过关和帮助农业过关。

当时普查的结果,我们没有富铁矿,要引进外国富铁矿。在农业方面,搞了五个实验县,西北水土所,固原县的水土保持;沙漠所,治沙有成;黑龙江所,主要是三江平原治理,还有石家庄的华北平原治理和长沙的南方治理。除了提到的地理所,这些都很重要,都要提到。今天农业还没有过关,还有很多问题要搞,科学家对写论文重视,不重视技术开发和试验,科学院把所分得很多。这些工作和以后技术开发为主战场相呼应;科学院以前技术开发也做了些工作的。后来建立了两个委员会——能源委员会和农业现代化委员会,黄淮海也开始抓了。技术开发是一个大方面,能源开发是大成果。

文革后,邓小平直接管科技和教育,方毅是执行者。邓小平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上的报告不仅对整个科学技术具有指导性,特别是科学工作直接表现在科学院,科学院成为改革后的主战场。当时工作顺利、方便。科学院不仅在收回和整顿,还有建设——投资了多少、建设了多少;不仅要讲大项目,还应把基建都写出来,这是邓小平亲自批准的。大项目包括高能所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科大同步辐射加速器、兰州重离子加速器以及从美国买来的地球资源遥感卫星地面站等等。在中央领导下搞规划,诺贝尔奖得不得不要紧,国民经济要上去。科学院和中央对立很厉害,后来在中央的督促下,方针才改变过来。

今后科学院还有什么项目、今后的经费,现在都不知道,但原来的水平,今后也不能掉下来。我们在时,科学院经费用不完,外汇没有指标,有钱没处用,要的是指标。后来科学院争取到了基建指标,黄庄才盖了宿舍,还有半导体所。内部改革没有完,包括内部机制,改革潜力大。要看到科学研究的民间机构逐渐多起来了,大学研究也多了;他们能挣钱也能搞科研,科学院不是独揽了。科学院如何发挥作用,要和他们合作,人家也有条件了。不过科学院还是重点,国家仍然支持,要考虑如何发挥优势。

关于院士制度。学部无论咨询还是决策,都是名义上的。1981年第四次学部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就有三个人(严济慈、李昌、吴仲华),我建议搞学部委员通讯、交流,严济慈有顾虑,学部作用没充分发挥。1981年又酝酿搞院士制度,但是社科院方面矛盾太大,提不出名单,胡乔木就主张全不搞。中国的知识分子地位不高,给他们一点发言权和地位,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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