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姚蜀平 > 我的“诗人爸爸”吴奔星

我的“诗人爸爸”吴奔星

你走了,没有留下地址,只留下一串笑容在夕阳里; 

你走了,没有和谁说起,只留下一双眼睛在露珠里; 
你走了,没有说去哪里,只留下一排影子在小河里; 
你走了,

笑容融化在夕阳里,

双眼动荡在露珠里,

影子摇晃在河水里。 
哪里都有夕阳,哪里都有露珠,哪里都有河水, 
你走了,留下了整个的你。

 

近日偶读到这首小诗——《别》。如此雅致、清新又动人的小诗,是哪位诗人之佳作?啊!原来是吴奔星!那位把我称作女儿的人······

 

1947年,我们全家为刚去世的祖母奔丧,从西安辗转来到安徽宿松老家。

 

父亲祖籍在安徽省宿松县花凉亭祝古桥,村名听上去就诗意浓浓;到了那里,果不其然,有山有树有水……还有凶猛的大水牛——它用两只又长又尖的触角把我顶到水田里——它追、我跑,这竟是我对家乡最深的印象。

 

丧事办完,从老家欲回西安,正值淮海战役开战,陇海铁路不通,无奈中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人寻觅归宿。

 

当时父亲的一个老上级家住苏州,他建议我们去那里安家,说苏州安静舒适,适于孩子们念书。于是全家去了苏州。大哥入学“苏高中”;四姐妹进了附近的教会学校慧灵女中及附小。

 

我们在苏州本没有什么朋友和亲戚,巧的是,那里有一所抗战胜利后从重庆遣来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姨父黎锦熙受邀到那里任教一个月,学院设在苏州著名的园林——拙政园内,离我们家不远,他和姨母就住在我们家。

 

父亲的副官,我们称之为梁伯伯的妻子梁伯母,一直在我们家帮忙,她做得一手浙江好菜。黎伯伯(这是我们对姨父的称呼)非常喜欢,尤其早餐猪油煎鸡蛋烧锅巴泡饭,更是他的最爱,明言规定不得更改,吃了整整一个月也没吃厌。

 

我们家还有一位客人——吴奔星教授,最初只知道他是黎锦熙的学生,后来才知道他们还有更深的渊源。他受聘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兼职教授,讲述中国文学史。胆大包天的吴先生,竟然在1947年的苏州,就敢在课堂上以毛润之(毛泽东主席的别名)的《沁园春·雪》作为补充教材——那时正值延安战略撤退,后方特务横行。吴先生因此被进步学生称为提头教授

 

当年,吴先生每周六从南京来苏州教书,周日再返南京。他教完课就到我们家吃饭,受到同为湖南人又十分好客的母亲热烈欢迎;吴先生对梁伯母的厨艺也赞不绝口。吴先生当时主要在南京交通部任职,故往返火车票免票。由于常来常往,就成了我家受欢迎的熟客。

 

姐妹们都记得永远笑眯眯、和蔼可亲又非常有教养的吴先生;我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正值七八岁,对来客总是热情又活泼。吴先生非常喜欢我,一次专程带我到观前街的照相馆,一本正经地像父女般,照了张合影。

 

那时正是二战后,美国按人头发放救济粮,他在南京拿着我们两人的合影,声称“我还有个女儿呢!”同事看着照片都羡慕地说:“你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儿啊!”由此,他多领了一份救济粮。我们五十年代在北京再度见面时,他亲口告诉了我这件往事,还颇为得意。

 

2013年4月,吴先生的儿子吴心海从网刊《记忆》96期中,读到我的长篇“文革”小说《悲情大地》(此书今年12月在亚马逊出版了电子版)及对我的详细介绍,对这个多次出现在他父亲日记中的名字,吴心海感到熟悉,便通过《记忆》主编吴迪先生和我联系上了。

 

多亏我大姐姚一平善于保存旧照,竟然找出了这张多年前的照片。吴心海也说他们家保存了这张照片,父亲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干女儿。

 

1933年,21岁的吴奔星随长兄到北京,一口气考中了三所大学,由于家贫,吴先生选择了不收学杂费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无奈入学时,还要交20元大洋注册费——那是当时一个大学生10个月的伙食费,他怎么拿得出?黎锦熙当时正是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知道有个湖南来的贫困学生报考国文系,成绩优异,可是拿不出20元注册费,就出面担保,以自己的薪水抵扣注册费,这样吴奔星得以顺利入学。黎锦熙对他来说,更是恩师,他们的来往,一直持续到黎锦熙去世。

 

大二时,文学院请胡适给国文系高年级讲《中国禅学之发展》,胡适要求找两名快手把他没有讲稿的讲座当场记录下来,按照胡先生要求,黎锦熙指定吴奔星及另一何姓学生为记录,一是为贫困而优异的学生提供生活补贴,二来也为吴奔星和胡适的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

 

连续四周的讲课,成就了一部五六万字的教材,后来还收入胡适的学术专著。吴奔星能记录下讲课中夹杂的英文,给胡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胡适称赞他的记录,竟能把自己的语气和风格都记下来,同时也欣赏他翻译的英国诗歌具有唐诗绝句的韵味。

 

此后,胡适与吴奔星之间有了许多互动,只是胡适并不认同吴奔星认为自己讲的禅宗与象征诗派有相通之处;而吴奔星也不赞同“胡适之体”的白话诗,二人在诗学观念上的分歧,是吴奔星没有进一步追随胡适的重要原因。

 

大学期间,吴奔星靠稿费维生,他经常给北平的《华北日报》、天津的《益世报》、上海的《申报》等许多报刊杂志投稿,那个时候,也是他诗兴大发、诗作高产的时代。他的投稿,也刊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巧合的是,刊在这个颇有影响杂志上的两篇文章,都涉及到吴奔星在湖南的母校——湖南修业农校。该校负责人十分乐见自己学校登上了全国有名杂志,自此承担了吴奔星大学期间的全部生活费用,让他得以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北京留不住的学者诗人

 

吴奔星学贯中西,他在北师大副修英文,大学期间就翻译了许多英文诗歌。一生从教60年,从文70年,留下的新旧诗就有1500首。他1932年在北师大的操场听过鲁迅演讲,1933年考入北师大,授业教授除了黎锦熙,还有钱玄同、罗常培等一代名师,1934年开始结识胡适,1936年与好友李章伯在北平创办了颇有名气的诗刊《小雅》,自任主编。

 

1936年7月,吴奔星(右)、李章伯(左)送诗人纪弦(中)南返苏州,摄于北京东站

那时,《小雅》是当时华北五省唯一诗刊,也是当时中国三大诗刊之一,《小雅》只登新诗,抗战爆发,更是提出“国防诗歌”。

 

我自小就听长辈说,吴奔星是大才子,也是姨父黎锦熙的得意门生,他与姨父姨母的唱和诗也传为佳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战初起,吴奔星挥笔写下了一首振奋人心的诗歌——“保卫南京”

 

 

保卫南京

 

南京,堂皇的京城,

“四百兆”人民,一条心,

咿唉呀!保卫“南京”!

 

南京,美丽的盛京,

远则宋、齐、梁、陈,

近则民国之诞生;

一草一木,一沙一石,

都染有我祖先的血腥;

我们要守卫,守卫南京,

莫辜负了缔造之艰辛!

 

扬子江的浩浩荡荡,

紫金山的阴阴森森,

玄武湖的桨声,

秦淮河的歌声,

还有“二三百万人”的熙来攘往,

看看将染海岛之气氛,

任你铁石为心,也应速起干城!

 

听!阵阵轰隆声,

看!群群大和兵,

汹汹涌涌,将毁灭我们这“都城”!

紫金山上白杨萧萧,

隐隐约约,地下发出一片呻吟:

“四百兆”子孙,

起!起!起!死守南京!

 

南京,堂堂的京城,

“四百兆”人民,一条心,

咿呀唉!保卫南京!

 

十一月廿五日上午写于南郊

 

此后,吴奔星随流亡大军辗转半个中国,多处欲留其任教,最后中途经过贵阳师范学院,竟被截留下来,担任了中文系副教授。擅长新文学的吴奔星,被要求教两门古典诗文《杜诗选讲》和《古代文选》。没有现成教材,吴奔星竟然在两个月中,独自编辑了一份30万字的讲义《杜少陵绝妙诗笺》,系主任谢六逸夸奖他“博古通今”。而同时期,他竟然还编了一部新诗集《心象集》。吴奔星不仅自己写诗,对诗学还颇有研究,他的一句“诗学是情学”征服了多少诗人和诗歌爱好者。

 

1944年在重庆,吴奔星追随恩师黎锦熙及先辈许德珩、劳君展夫妇等人,参与发起“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拥共反蒋;1945年抗战胜利,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1949年7月,黎锦熙把自己的这个大弟子从南京召唤到北京,在北京市文教局任编审,并兼职在几所学校教书。作为九三学社中央代表,1951年春,吴奔星曾在怀仁堂出席过中共中央暨各民主党派中央工作会议。

 

此前,黎锦熙与齐白石,曾按照北京市民政局之邀组成湖南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因黎锦熙当时还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相当校长之职),无暇顾及湖南会馆,遂让自己爱徒行“主任委员”之职,吴奔星也就此赶上“开国大典”。不料吴先生被东西南北各处学界友人邀请前去任教,黎锦熙挽留他,称北京不仅是做官的好地方,更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无奈吴奔星已经接受武汉老友的邀请,准备前往。在1951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为黎锦熙祝寿的宴会上,黎锦熙自称借花献佛,送这位挽留不住即将离去的大弟子一首诗:

 

 

一家七口,知名吴教授。

三心二意,东西南北瞅。

五颜六色,看中就占有。

四通八达,处处皆朋友。

十拿九稳,先干践行酒。

 

 

吴奔星虽然离开北京,不过常会出差回京;我母亲1954年也来到北京,住进位于成方街的那个小四合院。当时,我正在人大附中住校读高中,每逢周末都会回到成方街。

 

记得一次吴先生要来北京出差,写信请姨母帮忙找旅店,姨母回信找到了——成方街大饭店由此可见他是多么受欢迎的人。每当他到来,小院就充满欢声笑语,姨父姨母和我的母亲都会聚在客厅听他高谈阔论。

 

我也是自从苏州分别后,再次在那个小四合院里见到吴先生,还听他说起拿着我们两人合影在南京多领一份救济粮的趣事。长兄提起,也盛赞他

 

“豪放、直爽,不讲尊贵、一视同仁。他来就喜笑颜开,谈笑风生,全家热闹。不善饮酒,却要与姨母共饮。酒后满脸通红。”

 

1957年春节,母亲到南京参加大姐结婚典礼,之后拜见了当时在南京师大任教的吴先生,去时他正好外出,母亲在他家等侯多时,他回来后直埋怨夫人没有早点请客人吃饭。原来他去逛旧书店了,买了20多本旧书回来,他说这是自己的习惯——总是逛旧书店,并颇有斩获!

 

那天他嫌孩子们太闹,把他们关进他的书房,还从一个洞里塞进糖果哄他们安静,看得出来,他十分疼爱孩子们。后来他又请我的母亲及大姐夫妇到曲园吃湖南饭。那年暑假,我到武昌去看望独自在那里工作的父亲,期间还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南京去看望在南航的大姐。大姐带我一起拜访了吴先生,他又请我及大姐夫妇到曲园吃了一顿正宗湖南菜,还带我们去夫子庙吃各种小吃,记得其中有银丝卷,他特别推荐我们看大师傅切豆腐丝的高超手艺。

 

吴先生十分高兴能在南京再次见到他的干女儿。他和大姐夫也很谈得来,大姐夫对这位诗人型学者十分有好感,这次会面,无形中对半年后他横遭厄运后的处理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写诗是事业,教书是职业

 

吴先生可以说是个文齐福不齐之人。

 

1937年7月大学毕业,赶上抗战爆发。他的诗集,以及《小雅》的合订本都毁于战火。

 

抗战八年中,辗转奔波了半个中国······长沙、新宁、桂林、贵阳、重庆·····抗战胜利,正想大展宏图之时,又赶上一系列运动,直到1957年那场风暴,他终究没有躲过。

 

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在京的姨父姨母和我的母亲闻讯后都痛惜不已。有幸我的大姐夫当时在江苏教育厅任教育处处长,在处理“右派分子”去向时,他还记得这位前不久见过面、被我母亲盛赞不已、相谈甚欢的才子教授,对他十分同情,并为他说了话,表示不必过分处理。

 

吴奔星被贬到无锡的江苏师范专科学校,后到徐州师范学院,名教授“戴帽”任教了二十余年,他自称那段年月“虽是光阴似箭,又是度日如年”。“文革”后,他开始参与一些学术性活动,直到1982年才重返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就在那年底,他发表了至今广泛流传的诗作《别》,当时的《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给吴先生去信写到:“想不到老先生有如此清词丽句。”他口中的“老先生”就是现在年轻一代很少知道的吴奔星先生,凤凰磐涅,吴先生又一次展翅飞翔。不过,在荒废的那20多年,他可以戴着帽子继续教书,可是作为才情四射的诗人,戴着帽子如何写诗?怎敢写诗?那是诗人最为旺盛的年华啊!

 

早年吴先生曾说过自己的梦想——“写诗是我的事业,教书是我的职业“,日寇侵华粉碎了他的梦想。20年后,二次梦碎!如果······那将会有多少似《别》的佳作面世?

 

文革后,我们有过一次联系,那是1978,他知道了《李四光》电影剧本的创作全过程,也知道我是该剧本的原创作者,非常高兴,还给我来信,不忘纠正剧本中的个别词汇。他给孩子们看当年我们两人的合影时,总是说:她写了电影剧本《李四光》。诗人爸爸为自己的干女儿多少继承了他的一点文学细胞而高兴。

 

遗憾的是,当我在新世纪不断有新作品面世时,诗人爸爸已经乘鹤仙去了。

 

2010年,我姐姐把我的长篇小说《悲情大地》送给她的温岭师范学院同事、一位资深中文教师郭宾,那位74岁的老先生读后,提笔写到——“垂暮之年感谢您和令妹送我如此珍贵、厚重的礼物,让我能有继续思考与笔耕的快乐。” 郭老先生对该书前18章做了逐段、逐句、逐字的点评。我忧伤地想着:如果吴奔星先生看到我的这些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集(遗憾唯独没有诗集),该做何感想与评说?

 

这都是假设了,生活没有假设,只有现实!

 

我没有继承“诗人爸爸”的才华,不过最后还是想送小诗一首作为此文结尾,以对在天上的“诗人爸爸”表达我的敬意与思念。

 

一张小照勾起了深深的回忆,

照片上有我和你,

七十年光阴逝去,

我们都经历了风风雨雨。

 

怎忘你那长啸问青天,

大江南北天无语。

难忘你作诗赋词,

谁知诗人忘情最苦。

 

君止步,且看女儿今如许,

光阴冉冉,世事悠悠,

谁念我,任人凭说可知否,

唯独少了你。

 

你走了······没有留下地址,

没有和我说起,

没有说去哪里,

你走了,留下了整个的你!

 

2016年12月21日

(原文载于 iThink 思想家) 

推荐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