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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不尽,水无垠——三百少年万里行

       近日见多篇文章谈及抗战初期,京津三高校南迁,‘徒步三千,流亡万里’的悲壮故事。这段历史我倒不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由物理学转向科技史及留学史研究时,看过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书,书中详细记述了1937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由北京撤退到长沙建立临时大学,四个月后又由长沙撤退到昆明。其中部分人徒步三千里至昆明,11位跟随学生徒步走到昆明的教授中就有闻一多先生。时隔三十多年,该书生動的描述我仍记忆犹新。近日为整理一部关于留学史的书稿(注1),浏览群书中看到一篇文章(注2),文中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如果你曾经被三校师生徒步三千里壮举感动的话,它就是一曲更为感人的交响曲。也许看完这篇追记,会更加为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群少年而感动和感概,尤其在对照当代同龄人之后……

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抗战初因战火燃到华北而撤退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 1452个学生,148位教员,1937年10月25日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开学;11月1日分别在4个学院、17个系里正式上课。可惜开学第一天早上9点,空袭警报就拉响了;24日长沙首次挨炸,尽管师生坚持上课,可是很快12月日本侵略者南下——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非久留之地,临时大学再度被迫南迁,这次目的地是昆明。大部分老師及女同学和体弱有病的男同学乘粤汉铁路到广州,再经香港、海防入滇。由于非常时期经费拮据,校方采取了一个无奈的措施——288名经过体检的健康男同学和11名教员,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行走到昆明。他們历时68天,走了3500里,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大撤退。最终徒步走到昆明的有253人,他们和其它师生汇合,三校组成了西南联大,校歌道出了这群学子的心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

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不过这非本文要论述的主题;在此我只是藉由“徒步三千”而引出另一群人、另一次撤退和另一个更加动人的故事……

要说它更加动人是因为:

这是一群中学生——三校撤退的是大学生;

他们年龄更小:12岁到17岁——三校是18岁以上的青年人;

他们人数更多:总共300多人——三校共288人;

他们走得更远:从山东到四川真正步行走了7000里——三校学生走了約3500里(其中乘船722里、乘坐汽车1244里,真正步行是1448里);

他们经历了五个省:鲁、豫、陕、鄂、蜀——三校经历了三省:湘、黔、滇;

他们走的时间更久:一年半时光——三校师生走了两个多月——68天;

他们走得更艰难:是独立行走,无政府或军队协助——三校师生有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特派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作为护送,并送给战区来的学生每人两套黄色制服、帽子、皮带、绑腿和一件黑色棉大衣,还奉送两辆卡车装载全团行李、器材和伙食用具与食品,并通告沿途各地予以帮助;

此文无意贬低临时大学步行3000里的湘黔滇旅行团,他们的伟岸与荣光已经照射了半个多世纪。我只是想让人们知道,在抗战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個比他们岁数更小的中学生长征团,他们同样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可是他们几乎被埋没。80年过去了,应该让他们重见天日,让后人缅怀他们和崇敬他们。

那是1937年冬天,山东济南沦陷。孙东生先生率领300多名中学生,从山东泰安出发,向大后方迁移。这些往日被称为“双料少爷们”(在家有父母呵护,在学校有老师照顾),年龄从12岁至17岁,每个人背起书包和被褥,排着队,踏上了征途。没有軍人护送,沒有校医跟随,只带了一些简单外科药品和工具。不知他们开始起步时的目标究竟是哪里,按照西南联大的迁移史来看,未必一开始就確定是四川,因为那个时候人人都盼望国军能把日本鬼子尽快赶出中国,好回家园。可是事实是,年底首都南京就淪陷了,那时向西迁徙的队伍还刚刚走出不远,明日是个未知数,他们只有继续向西奔去。

有人说:“不流亡不知中国之大,不流亡不知中国之可爱。”此人一定经历过流亡,和这群学生一样。

感谢孙东生先生带领了这样一批少年壮士西行,感谢孙东生先生留下了详细的记录。300多学生,每100人组成一个大队,30-40人组成一个中队,10人组成一个小队。各队都有自己队长,可贵的是,队长是轮流制;一年多下来,抵达目的地时,每个人都当过队长,都有过做领袖的经历,知道服从和责任的重要,以及做领袖的艰难和职责。途中按编制层层节制,个个服从。每次出发前,先派人到前站准备饮食及住宿,各人或负责伙食、或负责和地方打交道、负责购物、负责管账、负责再下一站行程等等,如此下来,一切井井有条。每天走几十里、甚至有过上百里;衣服破烂褴褛,饮食冷粥粗饭,有时一日只有一顿,有时三日不知盐味。他们学会自己编草鞋,自己洗衣补衣,烧饭做菜更是人人可以上手。过河让他们必须学会游泳,在荒村野店或破庙里住宿是常事,这些往日娇嫩的孩子,餐风露宿的结果是,身体倒一日日健壮起来了……

他们虽带着课本,每日行军却难以进行常规学习;可是在长征中,他们無形获得的知识远多于往日从教室里获得的。每人都带着一些课外读物,于是“路上图书馆”成立了,大队派二人专门保管,大家轮流借阅;读完还嫌不够,于是省吃俭用,到大一点地方,再添购一批新书。学生们还组织了话剧团,沿途一年半竟收集了130多种各类剧本。于是读剧本、学演戏成了他们生活的另一內容,不仅增长了知识,充实了思想,还学会了表演才艺。一次经过一个县城,正逢县政府和滋事的大批伤兵对峙,双方紧张得剑拔弓张,恰好学生队伍到来;他们马上派剧团前去慰问伤兵,三出剧演下来,伤兵的情绪竟然安静下来了。学生们在县城逗留了三天,周旋在县政府和伤兵之间。不仅解决了当地燃眉之急,学生们自己的收获也是始料不及——他们了解了社会与战争,懂得了民族与国家;学会了处理难题的本事,懂得了个人应担负的责任。他们既看到了个人力量的渺小,也看到了集体团结的伟大;崭新的人生观在艰难征途中练就而成。

他们奔走在荒山野岭中,有时终日不见一人,有时终日不得一餐。他们翻越了泰山、大别山、大巴山,他们涉过了中州大平原、汉江流域、嘉陵江流域,既看到了祖国壮丽的山河及无尽的宝藏,也遇到了野人般的山民,见识了他们悲惨的生活和落后的社会角落,这些都不是课本上能够学到的。他们走着走着就懂得了同甘共苦、合作互助;他们既有“自我批评会”,也会轮流服侍生病同伴。过去学校里讲的医药卫生常识到了此刻,都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些过去蔑视这门课程的学生,后来竟然能做外科医生助手了。

途中他们还要面对无数危险和灾难,有时是敌机扫射,有时是匪灾。一次在鄂陕川三省交界的险恶地带,那里高山蔽日、万木参天,阴冷瘆人。队伍默默地走着,突然山后冒出30多个暴民,个个手持长刀戈矛,人人横眉怒目扑面而来。队长此时低声下令——“禁声疾走”。众人遵令目不斜视,快步疾走,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没有减速、没有出声;暴民不辨这支队伍究竟是何方来路,眼看着他们走过,却又不甘心,于是紧紧跟在他们后面,最终也没敢动手。如果那时学生队伍有人稍微惊慌失措、有人掉队或乱了阵脚,都可能引发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想想这只是群十多岁的中学生,一群孩子们,对他们如何称赞也不为过。

正如记录下这段史诗般的、让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切发生在抗战初期的少年万里行的孙东生先生所说:“……他们餐风露宿,涉田越岭,受尽了种种的灾难折磨。而这些经历和环境,却锻炼了这一群‘祖国的孩子’。在这七千里的征途中,他们接受了大时代的教育,得到新的知识,养成新的能力,表现出新的精神,学习了新的技术……”

长沙临时大学向昆明跋涉途中,刘兆吉同学曾在教授们指导下,沿途采风,收集民谣两千余首,其中七百多首出版了,那就是闻一多等教授作序的著名的《西南采风录》;

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钱能欣把68天日记整理出版为《西南三千五百里》;

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向长清写下了《横过湘黔滇的旅行》,当年10月就发表了;

外文系三年级学生诗人穆旦(查良錚)留下了《三千里步行》;

马伯煌写下了著名的《徒步三千,流亡万里》;

战后联大出版的《联大八年》更是收录了参加此次远征的11位教授之一的吴征镒写的《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让世人对这段可歌可泣的史实有了更真切了解。

美国教授约翰·伊斯雷尔(John Isreal)和日本教授楠原俊代都有关于这次徒步三千里的专著,傳遍了全世界,抗战期间中国最卓越的高等学府为国人和世人称道的精神中,蘊含着288人徒步三千里的因素。

可是这群同样甚至更加应该宣扬的少年中学生的壮举呢?

除了你们的领队和老师孙东生先生留下了短短两页记录,你们谁人又留下了点点滴滴给后代和历史?你们沿途蹲在地上写的、路上唱的、墙上贴的壁报、收集的剧本、写的日记、寻幽问俗的记录……所有这些难道没有留下一点给后人?你们的子孫可曾知道他们的父亲、爷爷、父亲的爷爷、爷爷的父亲,曾经有过那么一个壮举,一次长征,为了不做亡国奴,怀抱‘患难兴邦’的夙愿,为了建设明日的中国,坚强、勇敢、慷慨激昂又艰辛万分地走了半个中国,从东海之滨,到巴山蜀水……

不要问人间英雄在何处?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

英雄就在此处!

 

(注1)姚蜀平,《回首百年路遥——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十次留学潮》,上海教育出版

               社,2016年7月即将出版;

(注2)孙东生,“战时教育的新收获”,杜佐周等著,《近百年来中国教育之发展》,

               香港,龙门书店,1969年10月; pp.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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